曆史上導緻元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揭秘

元朝的滅亡：元朝(1271年—1368年)，由蒙古族建立的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帝國。元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大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那麼元朝的滅亡是什麼導緻的呢?

1.永不停歇的戰争機器：戰争打的就是錢和糧

無論元朝是建立于1206年(蒙古汗國)還是1271年(國号大元)，到1368年滅亡之前，整個元朝沒有戰争記錄的年份僅22年。

元朝的戰争大約可分五個階段：1206-1253年為滅西遼、西夏、金國、吐蕃、大理等國的階段;1253-1279年為滅南宋的階段;1280-1284年為鎮 壓複宋起義的階段;1285-1349年為對内鎮 壓起義、對外侵略擴張的階段;1351-1368則為元末農民起義階段。在整個元朝曆史中，沒有戰争記錄的22年可憐巴巴地穿插其間，其中連續沒有發生戰争的時間最長都沒超過三年(1303-1305年);僅1280年統一中國後，有記錄的元朝戰争就已多達近230場，如果再算上1280年之前的戰争，則肯定是多得數不清了。

自1280年元朝統一中國後，元朝并沒有、也無法象其他初立朝代那樣施行“休養生息”政策。1280-1284年間，元朝除了對日本、安南、緬甸等征戰之外，它還要耗費大量精力對付國内此起彼伏的“抗元複宋”起義，“抗元複宋”最後以鎮 壓了黎德起義告終，元朝在這期間的用兵規模一如之前的“元滅宋”戰争差不多。在其後的幾十年間，全國各地幾乎每一年都有起義，加上元朝内部的各種内讧戰争，元朝的“一生”似乎專為戰争而存在，可謂是不折不扣的“戰争機器”。戰争打的就是錢和糧，不過一直以來，元朝政府似乎從沒為戰争消耗發愁過，即使它“打到哪燒到哪”，它也沒有因此自絕了後路。在1206-1280年間，元朝的大多數戰争實施的都是“三光”政策，打到哪破壞到哪，僅雲南等少數地區例外。想當初，漢武帝、唐太宗等人在進行大規模戰争前無不需要事先勒緊腰帶、做好充分準備，元朝卻從沒這樣做過，它隻是不斷習慣性地打呀殺呀，“戰争”就是它的本能，“機器”就是它的本質，它就這樣“慣性”地前後征服了四十多個國家，成為了空前偉大的中華帝國。

從這角度上說，元帝國依托“戰争機器”而存，其真正實力其實是強大可怕的。如果從1271年算起的話，到1351年爆發大規模元末農民起義之前，元朝實際上一直就是個很經得起折騰的“壯年漢子”;即使1351年後它已算得上是“内部創傷”了，但面對元末農民起義的輪番轟擊，它還是能奇迹般堅持了近二十年。對于這樣頑強的戰争機器，我們能說元朝是“徒有其表”嗎?可以說，我國曆史上沒有任一朝代能在戰争的持續消耗上與元朝相比較，元朝最後的覆亡，其實是典型的“趁它病取它命(内部政變)”或“群蟻咬死象”的過程。真正消滅元朝的不是實際意義上的戰争，而是元朝自己的疏忽。有史學家曾分析說，如果1276-1279年間的南宋小朝廷以及1644-1662年間的南明政權可作為王朝延續的話，那麼元朝的最後覆亡時間應延至1399年(北元)。如此算來，蒙古人建立的這段政權前後也有193年之久了，而不再是我們傳統印象裡的“98年(1271-1368)”。

正是得益于這樣的戰争機器，我國的西藏和雲南地區才第一次被納入了中央行政管理範圍，我們今天的大中華版圖是離不開元朝的奠基的;當我們中的許多人以“大漢民族”心态排斥元朝政權時，我們不妨自己想一想，貌似強大的“漢、唐、宋”是否曾正式有效管轄過西藏雲南呢?不是劉徹、李世民和老趙們不想，而是因為他們的戰争機器遠不如元朝好使。從這一點上，我們是應當肯定元朝這“戰争機器”的某些積極作用的;戰争的表象雖然是不斷的殺殺殺，但世界上哪個偉大政權不是這樣“殺”出來?當我們在為成吉思汗自豪的時候，我們其實應同樣為龐大的元帝國感到自豪。

2.鏡花水月般的短暫繁榮：雖短暫卻真實

前面說過，元朝是一直處在“戰争狀态”下的，不過局部地區的戰争似乎并不妨礙元朝曾出現短暫的繁榮。由于元朝的版圖實在太大，許多局部性戰争對它來說，或許隻如人的腳趾頭被輕輕踩了一下，這對人的正常生活享樂是毫無影響的。話雖如此說，不過在連年征戰的狀态下，元朝要真正做到“忘卻小恙”去發展經濟，這中間卻真的需要大魄力和大智慧。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正是這樣一位有作為的君主，因此元朝出現過短暫繁榮就并非偶然了，這也是一個朝代是否強盛過的真實體現。

元朝的繁榮狀态是明顯有别于其他朝代的，最突出的莫過于棉花的推廣種植以及棉紡手工業的發展。農業上的《農桑輯要》、手工業上的棉紡絲紡制瓷等，都是元朝大力發展經濟生産的有力舉措之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加上開放的對外政策，這必然會間接推動商業的繁榮，元大都就這樣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世界著名的商貿中心城市。且不說《馬可波羅行記》裡的記錄是否真實可信，但元大都在當時蜚聲國際卻是不争的事實，否則《馬可波羅行記》的傳奇也就無從而來了。這就好比我們曾經向往香港，因此我們都會相信關于香港的美好描述一樣，元大都就是當時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東方之珠”。一個很讓我們大跌眼鏡的事實是，西方人對“元大都”的認知度竟然要比長安、洛陽等要高得多，我想，若非元大都真正具有如此實力的話，光一本《馬可波羅行記》是不足以引起元大都如此廣泛的國際影響的。

經濟商貿的繁榮若沒同時伴随科學文化的發展，那樣的繁榮就隻是昙花式的虛無。所幸元朝的繁榮并非沒有根基的浮台，“元曲、元劇”、“趙體(孟頫)書法”、“金屬活字及套色印刷”等，無一不見證着元代文化科技的繁榮興盛;而這些文化科技的繁榮并非僅局限在民間，元政府主導的《大元一統志》、《農桑輯要》等，也體現了元朝對文化科技事業的大力支持。由于元朝的統治思想沒有以往根深蒂固的漢儒禁锢，因此其文化兼容度之高在中國曆朝曆代中是前所未見的，我國著名國學大師陳垣曾說：“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這就是當代學者對元文化多樣性、務實性的充分肯定。“科技文化實力基于厚實的經濟基礎”，這是我們今天的說法;從元朝的繁榮中，我們看到的同樣是一個基于強大戰争實力和厚實經濟基礎的帝國，這種強大是無需用枯燥的數字去論證的。

元朝的繁榮非常實在，今天我們之所以說它是“鏡花水月”，其實那隻是相對元朝“壽命短暫”的說法。“鏡花水月”是美麗的，這是對元朝經濟文化的肯定;“鏡花水月”又是短暫的，這就是我們對那段短暫美麗所産生的遺憾。在元朝長期的戰争背景下，用當代的美學術語來說，元朝“鏡花水月”的繁榮已有點“暴力美”的精粹了;我們想像一下，一頭正在殺聲四起，一頭卻正“西廂情綿”(《西廂記》)，那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在元朝幾十年的曆史當中，我想這樣的強烈對比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就好比人們每天在賞花賞月，一旁報紙上的每日新聞卻都是戰争報道一樣。這樣的奇特社會形态隻能在實力強大的政體中才會泰然而在，這恰好證實了元朝并非“徒有其表”，相反，它很能折騰也很會“過日子”。我們可以不認可這種連綿征戰下的繁榮，卻不能因此就認為“元朝已被戰争挖空了底子”。

3.自制混亂的不肖皇帝們：第一次讓義軍有了站穩坐大的機會

許多大家族裡經常出現過子女為争家産鬥得頭破血流的事情，為何這樣的事偏偏隻發生于大家族裡面呢?原因自然是因為這家族“斤兩足份量沉”了。如果将元朝比作這樣的家族的話，它也發生過一系列這樣的内部争鬥。史學家常說，元朝中期的政局動蕩就是其全面走向下坡路的表現，我卻說，正是因為元朝中期國力達到了鼎盛，這才導緻了一系列動蕩。試想一個落魄頹敗的國家，又怎會引緻不肖後代們争先恐後的争權奪利呢?“臨死鋤一把”顯然并非那些不肖皇帝們的本意，他們這麼做的意圖無非是為了争奪一塊眼饞奪目的“肥肉”。

元中期的政局動蕩表現在，1295-1368短短的七十年間，元朝的帝王世系中就出現過十位皇帝，如此頻繁的帝王更叠對一個統一性大國家來說自然不是好事情。再看看1295年是什麼環境?1295年正是忽必烈剛去世的時候，其親手打下的基業正是厚實之時。那一年即位的元成宗就好比乾隆接過了康熙雍正的基業一樣，那時的元朝江山正是這麼一塊大肥肉。元成宗是忽必烈欽點的儲君人選，如果他不是那麼短命的話，忽必烈的治國方略或許還能長年延續下去，可惜元成宗僅在位13年就死了。成宗死後，武宗繼位，并立了弟弟(仁宗)為儲君，約定弟弟死後再歸位給武宗子嗣。不過元仁宗最後違背了誓約，将皇位傳給了自己的後代，這就引發了元中期一系列的血腥政變，其中就有刺殺事件(南坡政變)、兩地自立為帝事件(兩都之戰)、毒殺事件(上都兵變)等。雖說帝王争權經常打的是“正嫡”口号，但内心裡誰不是為了權力江山呢?

中國許多皇帝在即位後往往要花上好一段時間才能穩固自己的權位，元朝如此頻繁地更叠帝位，這就無形中削弱了其内部的凝聚力--各派系勢力一時不知該何去何從引緻了内亂，這就好比一直緊握的拳頭終于松開了一樣。對一個難以擊倒的人來說，他拳頭松開的片刻就是對其發起緻命進攻的絕佳時機，于是1351年，劉福通趁機第一個豎起了推翻元朝的義旗。其實那時候的元朝還是非常強大的，劉福通不過是充分利用了元朝内部各自為政的時機(伯顔專權)，否則他起義的結局也隻會和元朝以往的無數次起義一樣--僅是給元朝撓撓癢而已。很不幸地，廢黜伯顔後的元惠宗不但沒意識到“是元朝自己制造了緻命混亂”，反而将劉福通的起義跟以往一樣等閑視之，這就讓元末農民起義得以迅速壯大了起來。若非如此的話，在劉福通之前還發生過上百次類似規模的起義，但有哪次沒被元朝強大的戰争機器給鎮 壓了下來呢?事實上，公元1362年的時候，元惠宗尚有足夠的實力和機會徹底平定劉福通的紅巾軍起義，可惜太子(後來的北元昭宗)正在奪老子的權，元惠宗隻好将精力放回朝廷内部上，最終讓元末義軍形成了燎原勢力。

4.“咬死大象”過程中的群蟻：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使蒙古人徹底被孤立

無論是劉福通的起義還是朱元璋的起義，義軍隊伍都是由各色人等組成的。和中國古代其他起義很不一樣的是，元末農民起義隊伍中的階層品流尤其複雜，實際上，它們已超越了普通“農民”起義的範疇。

原來，元朝為了維護蒙古貴族的統治，将全國人口不分民族種族進行了強制性的分化，蒙古人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則為二等“色目人”，原金國境内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為元後方根據地的雲南人就為三等的“漢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則不分種族均為“南人”或“蠻人”。這樣的人口劃分會導緻怎樣的結果呢?當最高層的蒙古人與最底層的南人發生沖突時，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種立場，由于他們遠在西域，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而三等的“漢人”呢，則很可能會左右觀望，在局勢明朗之前不會輕易靠向任一方。如此一來，沖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間的雙方對峙，在人口優勢上，“蒙古人”首先就會大輸一籌了。由于“南人”的組成中有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小地主、知識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當諸多階層聯合起來時，其蘊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到的。換句話說，元末的“農民”起義實際上就是“南人起義”，其實質就是兩大人口等級的正面對抗。其實元朝一開始就犯了個錯誤，它實在不應該将人口最龐大的整個群體都定義為“四等人”，這等于是為自己培養起最具潛力的抵抗對手。

傳統史載說，元朝社會的基本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以及蒙古人和其他三個等級人種的矛盾;不過在元末，這兩種矛盾對比均已出現了變化。首先看“地主階級”，這一階層的人曾是元朝政府有意拉攏的對象，但由于部分“小地主階級”可能是“漢人”或“南人”，當與蒙古人發生等級上的矛盾時，這部分地主階層就很容易走到與元朝政府對立的一面，而不管這一面的人口是什麼組成。許多手工業者、商人、知識分子等，也在等級歧視和壓迫過程中逐漸加入義軍隊伍，由于這部分人的存在，“農民義軍”就成了一支融合各社會階層智慧的隊伍，這在曆史上都是很“獨一無二”的。我們稍分析一下朱元璋的隊伍就清楚了，他的隊伍當中，似乎除朱元璋本人之外，大多數将領謀士都不是“土包子”出身。而關于“蒙古人和其他三個等級人種的矛盾”，正如前面所說，這在元末實際上已演變為“蒙古人與南人的矛盾”，前者矛盾是普遍性暗藏着的，後者矛盾則已是激化性的表面存在。無論這些矛盾對比出現何種變化，蒙古人元末戰争中被徹底孤立已是無奈的事實。

以“群蟻”來形容元末義軍是很形象的。在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朱元璋等義軍隊伍的分段牽制、輪番啃咬之下，龐大的元朝才逐漸被蠶食殆盡，而這一過程竟也持續了近二十年--實際上這二十年也隻是将元朝趕回了漠北而已，退回大漠後的元軍還曾組織過兩次很有威脅性的大規模反攻大都戰争;當“北元”最後被鞑靼所滅時，已是明朝建立三十年後的事情了，所以說，元朝這頭“大象”還是很經“啃”的。“帝國”隻是一個行政概念，和國家強大與否并無必然聯系，當元朝的全國行政核心消散後，這個龐大的元帝國自然也就瓦解了，瓦解得如此迅速、如此意外。

5.結語：一個因曆史意外“盛年而逝”的朝代

元朝自建立之始到退居漠北之前，其實力一直是很強大的。它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外族人”的身份給自己樹立了太多潛在敵人，在元朝皇帝犯下了許多皇帝都曾犯過的錯誤時，它的敵人們就瞅準了空子一哄而上，生吞吞地将這龐然巨物分而“啃”之。元朝實際上是一個“盛年而逝”的悲壯朝代，因為它遠還沒到殘舊老化的地步。和秦朝隋朝不一樣的是，秦隋兩朝都是在晚期時才爆發農民起義，進而被推翻了政權，但對于元朝來說，不斷的戰争與持續的起義隻是它的存在常态;确切地說，元朝在這樣的常态下走向滅亡隻是個曆史意外，而非曆史的必然進程。元之後的大清正是吸取了元朝“民族分化”政策的教訓，這才有了清朝近三百年的江山。

常規上，曆史學家們多以1351年“紅巾軍起義”作為元朝滅亡前的分水嶺，那隻是元滅亡後才勉強如此定義的;若非元仁宗“違背誓約”那點意外，“紅巾軍起義”或許隻是元朝曆史上無數次的普通起義之一，因為我們迄今都沒有找到元朝“立朝--興盛--衰敗”之間的明顯分界線。嚴格說，元朝退出大都時，實際上隻意味着元朝結束了對全國的統治，“元亡于1368年”的說法，朱元璋到死都沒敢這麼說過--因為那時候還有個“北元”存在着。